彩票棋牌,捕鱼平台,腾讯棋牌,开元棋牌官网,开元棋牌试玩,开元棋牌APP,在线棋牌游戏,棋牌游戏下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在互鉴、互容、互通中得到长足发展，而非洲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中非之间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教育交流形式之一。尽管20世纪非洲学生普遍选择“向西留学”，但随着中非关系发展，当年那些选择“向东留学”的少数非洲学生凭借在中国学习的经验、技术和知识，已逐渐成长为他们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中流砥柱，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成为知华友华、传播中华文化的友好使者，为今天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持。来自贝宁的留学生于连（Sebo Julien）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自1986年首次来华留学，于连与中国打交道已有40年。从最初选择来华留学但“不被看好”，到后来成为孔子学院非方院长，成了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于连的成长故事，是20世纪留学中国的许多非洲学生的缩影，也是中非友好关系发展的生动体现。

　　2020非洲中文教育和中文专业发展论坛上，笔者在线上初次接触到于连院长。“大家好，我是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于连。”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口流利的中文让笔者误以为是一位中方院长在发言，打开视频后发现竟然是一位非方院长。后来得知，他是上世纪80年代的非洲来华留学生，更加引起了笔者想深入了解他的兴趣。与中国打了40年交道的他，在言谈举止、穿衣风格、行事作风方面俨然已经成为半个中国人，在“久仰大名”和“哪里哪里”的寒暄后，他开始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

　　于连出生于贝宁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父亲有30多个孩子，他排行16。“在贝宁，孩子就是财富，孩子越多说明你的财富越多。”相应地，孩子越多，也意味着父母能为每个孩子提供的资金支持就越少。因此，于连很早就明白，想出国留学，就要靠自己努力，申请奖学金是最好的办法。在贝宁上了一年大学后，于连偶然看到了有关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消息，当时便觉得“机会来了，我应该出国留学了”。1986年，他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组织的考试，生物化学专业共有18人报考，录取2人。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获得了奖学金资格。最终，生物化学专业2人，加上农业、经济等其他专业一共10人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据于连回忆，尽管当时中国并不富裕，但还是争取每年给贝宁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而且给贝宁的名额在非洲国家中也算比较多的。这可能和1986年中国在贝宁设立文化中心有关。当时中国在埃及、毛里求斯和贝宁设立了3个文化中心。

　　然而，那时于连身边的许多人并不理解他的选择，也不看好他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非洲学生在选择出国留学时普遍会“向西看”，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从对留学目的国语言文化的适应能力来考量，西方国家似乎都更加符合非洲学生的期待。“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去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留学呢？”对此，于连的回答是：“因为现在去中国留学的人少，有中国留学经验，毕业以后会成为一种优势。”秉持着“物以稀为贵”的信念，年仅24岁的于连于1986年9月16日抵达北京，开始了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的中文预科学习。一年之后，他顺利进入南开大学开始本科学习，之后获得了生物化学学士学位。若干年以后，他再次返回中国留学，在武汉大学先后获得临床生物化学硕士和临床诊断学博士学位。

　　语言问题是20世纪非洲来华留学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于连自然也不例外。来中国留学之前，他几乎没有接触过中文。“我记得当时准备出发去中国的时候，拿着一张纸上写着‘去北京语言学院’，但我不知道这几个字该怎么读，也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向开始读。”前身是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北京语言学院，是当时许多奖学金留学生开始正式学业之前学习中文的地方，之后才会被安排到相关专业的院系或学校。

　　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中文后，于连和另一位生物化学专业的同学被安排进入南开大学开始本科学习。然而，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并不顺利。“有的老师会使用方言上课，第一堂课我几乎听不懂任何内容，好像只听到了‘蛋白质’这三个字。”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语言挣扎后，于连和另外一位同学产生了回国的想法。“当时我们已经上过几次课，但是因为语言能力有限，什么都听不懂，所以我们两个都决定要回国。我们一起去跟学校反映了这个问题，学校领导鼓励我们留下来。他们很快去我们生物系了解了具体情况，并向学院反映了我们的问题。后来，学院帮我们找了一位年轻的、会讲普通话的老师。”之后，在老师们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于连逐渐克服了语言问题。“我们是和中国学生一起用中文上课的。每次大课上完后，老师还会另外找时间给我们两个辅导，耐心地给我们讲解重点，直到我们理解。就这样，我们很快就掌握了相关内容。”

　　于连也越来越意识到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虽然我在自己国家考试的时候是第一名，但是在中国却因为语言问题成了班上最后一名。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语言学好，这样才能把课程学好。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语言也掌握了，生物化学的专业知识也掌握了。”后来，当有其他非洲留学生向他抱怨学习中文太难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引导他们。面对其他学生提出的“希望学校安排会英语的老师来讲课”之类的请求，于连便和他们分析纯英语授课的弊端，并将自己学习语言的亲身经历分享给他们。

　　对于许多非洲留学生，尤其是上世纪来华留学的非洲学生而言，与自己国家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是他们在来华之初的难题之一。“刚开始，我很不习惯中国的饮食。”但与其抱怨生活，不如选择努力适应，这便是于连应对跨文化差异的办法。“当时我就想，我改变不了中国的情况，就应该改变我自己来适应中国的生活。每当遇到不习惯的事情，我就遵循这样一种哲学理论，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处理和应对，感觉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跟其他留学生说，你在中国留学，不能经常让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寄家乡的东西，你应该想办法学会吃当地的东西。学习也是这样，做实验也是这样，在中国留学，我们就要学会适应中国的一切，坚持这样一种态度，一切都会好很多。”凭借这种跨文化韧性，于连在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时，依然可以从容不迫。

　　非洲与中国相隔万里，在通信尚不发达，也没有即时通信软件的年代，非洲留学生的思乡之情何以化解？“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打电话不太方便，所以我主要通过写信与家人保持联系，快的话一来一回差不多一个月。”1999年，于连来到武汉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已经可以电话联系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我的爱人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联系。但那时电话费比较贵，我们一般讲几分钟就挂掉了，差不多一个月打一次电话。有了电话以后，也就不怎么写信了。”“我不希望家里的事情影响我在中国的学习，所以联系得少一点。当时我的一个信念就是，不要多想，好好学习就好，学完就可以回去了。”

　　来华留学期间，尤其是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导师周新教授成为于连最亲近的人，让于连在想家的时候有了去处，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的硕士和博士是同一个导师，可以说，我的导师就是我在中国的‘爸爸’，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每年过年，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家里，把我当成家人一样。”“我在中国读博期间，父亲去世了，导师就像爸爸一样关心我。中国虽然离家很远，但这里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2024年，贝宁驻华大使来到武汉大学，亲自向于连的导师周新教授颁发了“贝宁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培养贝宁学生及促进两国医学教育交流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在获颁友谊勋章的仪式上，周新教授表示“很高兴培养了于连博士这名优秀的非洲学生”。

　　1992年本科毕业后，于连回到贝宁从事翻译工作，后来又于1999年来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于2005年顺利毕业。博士毕业时，于连面临着“留在中国”还是“回到祖国”的问题。“当时有很多同事都希望我留在中国，我也有很好的机会可以留下。但是我的导师跟我说：你的国家派你来留学，是因为你的国家需要你，所以你应该先回国。如果回去以后，你的国家不需要你，你可以再回来，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周新教授的一席话拨开迷雾，坚定了于连回国发展的决心。有一次，湖北电视台采访于连，他也这样说道：“我的祖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我在这里留学后不回去的话，我的国家会永远落后。如果我回去以后有中国和我们国家的合作项目，我一定会大力支持。”当时，于连还不知道后来会有孔子学院的项目。

　　幸运的是，2009年3月，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合作建立了贝宁第一所，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所孔子学院。“当时双方领导都想找一个会中文的管理者来担任孔子学院非方院长，作为阿波美卡拉维大学第一个由中国培养的博士，我很自然就成为重要人选。”截至目前，于连已经连续担任该孔子学院院长17年之久。2012年，于连荣获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2021年，于连被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授予“孔子学院院长任职十周年纪念奖章”。

　　事实证明，由具有中国留学经历且中文熟练的留华毕业生担任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是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目前，我们孔子学院的成绩在非洲孔子学院当中都是非常突出的，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和中方院长合作很愉快。这正是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留学、会说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和中方院长及其他中国老师交流都很方便，几乎没有矛盾。另外，我也比较了解中国人做事情的方式，这一点可能比其他非方院长更有优势。我和中国人在一起工作很自在。”贝宁的这种合作模式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1990年来华留学的贝宁学生穆穆尼（Guillaume Moumouni）通过对贝宁孔子学院的多年观察，表达了对这种合作模式的看法：“贝宁孔子学院的成功，于连作为外方院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外方院长和中方院长在经营孔子学院方面的合作并不总是顺利的，文化差异可能是主要根源。但贝宁的案例提供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信息，那就是自从该孔院成立以来，它一直由毕业于中国大学的于连担任外方院长。这使得孔院的运营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此外，他在中国生活和学习了10多年，在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和与中国人交流方面比许多人更有优势。”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孔子学院也开始效仿这种合作模式。

　　访谈过程中，于连时不时感慨自己当年留学中国的选择，也庆幸自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些年，于连亲眼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从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留学到现在，已经40年了。这40年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我记得当年我们在北京下飞机后，坐大巴去北京语言学院，路上还有很多马和驴子。如今，路的两边都是高楼大厦。”“我印象最深也是最高兴的一个变化，就是有一天我知道中国人发射了载人航天飞船，进入了太空，这是中国取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成果。那时我就想，现在到中国留学的人回到贝宁一定会受到重视的，因为中国正在逐渐发展壮大，科技正在不断发展创新。作为一名曾在中国留学的学生，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与有荣焉’。”

　　因为对自己留学中国这段经历的肯定，于连也时常鼓励贝宁的年轻人到中国留学。他的儿子就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来到中国学习。“我有3个孩子，老大就在中国留学，今年刚刚硕士毕业，现在已经开始读博士了。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去中国留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留学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来华留学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的机会非常多，甚至还有机会在非洲先学习中文，这是非常好的。这样他们到中国以后，在语言方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会方便很多。所以，我经常和我们孔子学院的学生说，你们现在把中文学好，去中国的时候就可以很快适应那里的环境。我也经常告诉去中国留学的学生，你们到中国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天天只想着玩，因为现在出去玩太方便了，但是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努力学习。”

　　于连感慨，如果没有当年来华留学的决定，他的人生轨迹或许不会和中国有太多重叠。他深知中国与贝宁的教育合作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为两国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因此，他希望更多贝宁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在中国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上一辈人在中国与贝宁的建交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作出贡献了。我们孔子学院出来的这些年轻人，还有那些去中国留学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依靠年轻人。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主力就是年轻人，关键也在年轻人。”（作者 张利萍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