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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年底，我随手拍了一条视频，把北京大学的校门和哈佛大学的校门放在一起对比给大家看。北大的门，石球列阵，铁门紧锁，保安肃立，社会公众无法进入；而美国历史最悠久、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哈佛大学的门口，尽管校门很小很老，但没有任何保安，包括我和母亲在内的社会公众都可以随时进校。

　　这条短短40多秒的视频，没想到有近1000万人观看和40多万的转发，评论区里20000多条评论争论得不可开交。

　　发出这样的对比不是为了贬低任何人或者学校，而是我作为一个在中美两国顶尖学府都受过教育并在清华任教多年的学者，我有责任把这个真实的差距讲出来。因为我相信：一扇校门的开与关，折射的不只是管理方式，而是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

　　很多人以中国有14亿人口为由，认为因此中国大学不能向社会开放，否则会导致大学人满为患，影响教学秩序等。然而，我并不赞同这种归因。因此，就在这个月，我发起了一项“校门实验”，亲自走访了国内15所大学。

　　结果我发现，有不少985、211名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都已经向全社会开放，也完全没有受到什么负面影响，校内并没有人满为患，教学秩序仍然井然有序，学生也为自己学校的开放而深深自豪。

　　对比之下，中国3000所大学里的大多数学校尽管不是985或211名校，却大门紧闭，不向社会开放。这是校方的一种傲慢，也是一种懒政。

　　因此，今天我决定把我目前走访15所高校的“校门实验”结果向社会公开，并推出这15所大学的开放程度排行榜。我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3000所大学向全社会敞开校门。

　　1917年开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各种改革，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张凡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学说，皆应有其传播的空间。在这一理念下，北大不仅容纳了新旧各派学者同堂授课，更打破了大学与社会的壁垒。

　　蔡元培从欧洲国家开办平民大学的举动中认识到，大学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应设法将大学的教育内容进行推广，于是他决定采取课堂公开的方式，允许任何求学之人进入学校旁听学习，甚至北大的图书馆也对旁听生们开放，除了不能从书库将书借出之外，实际上享有查阅馆中书刊文献的一切权利，几乎无人干预。

　　著名作家沈从文就是北大旁听生的一员，他报考北大落榜后留在北大旁听，一听就是数年，沈从文还常与北大学生在沙滩附近的一家小饭店用餐，大家志同道合，亲密无间。

　　冯友兰老先生也曾回忆说过：“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

　　当时北大还鼓励学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校役夜班”与“平民夜校”等，让校内工友和普通市民也能走进大学课堂。那时的北大，没有森严的门禁将求知者拒之门外，只要你愿意学习，便能在红楼内外找到一方听讲的天地。五四运动的火种，正是从这样一所真正向民众敞开的大学中点燃，继而燃遍全国。

　　换成今天，沈从文甚至大概连校门都迈不进去，更别说找一张课桌坐下来听课了。

　　我自己是大学开放教育的受益者。我曾经把自己的大学生活写到了自传《读书改变命运》里，没想到这本书后来畅销10万册，并获得了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的年度好书。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和硕士的1993-2000年，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中国各大学都是向全社会敞开大门的。那时候，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经常互相串门。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由于清华本科生里男多女少，每个周末清华的学生舞会就有很多外校女生来清华参加，结果成就了许多幸福爱情乃至人生伴侣。而这，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另外一层含义。

　　2008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在我任教的16年间，清华大学的大门大多数时间里也是对外开放的，外校学生可以自由来清华旁听。我就从这样的外校旁听生中招到了多位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许多外校学生也因此改变了命运。有一位北京林业大学的本科生曾经来我清华的课堂多次旁听，我发现她很优秀和努力之后，还邀请她加入了我的研究组会，最后她成功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又推荐她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现在她已经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教授！

　　封控、隔离、健康码、行程码、核酸证明等等一整套防疫体系之下，大学校园成了一座座孤岛。当然，这一切在疫情期间，是有其合理性的。

　　2023年初疫情结束后，社会恢复了原样，餐馆重新开张，旅游业恢复，演唱会更是场场爆满，唯独3000所大学的校门却没有开放。

　　如果深追原因，疫情期间大学管理者已经习惯了一种新的权力逻辑：我有权决定谁能进来，我有权要求你证明自己的身份，我有权让你在门口等待审核。

　　再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校园，我在哈佛、MIT等世界级名校亲眼所见，这些全球顶尖学府，没有一个靠高墙铁门来彰显自己的威严。以全球排名第一的MIT为例，所谓“校门”不过是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小门洞，台阶上去就是教室。它的大厅里赫然写着MIT的价值观：belonging community，他们属于社区。因此，MIT的图书馆、餐厅都向社会开放。我去年就是在MIT的图书馆里写出了我的《创造力》一书，这本书还获得了2025年度清华大学出版社年度好书奖，真的要感谢MIT那种自由开放的精神。

　　哈佛大学的校门同样非常小，有些门窄得只能一来一往两个人通过。其中有个门上面居然刻着一头猪，含义是：即使一只猪走进哈佛，也能增长智慧。还有个门上面写着：enter to grow in wisdom（走进此门，以增长智慧。）

　　4月12日，我走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是“校门实验”的开始。我意外发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竟然对全社会开放。在那之后，我继续亲自走访了北京以及全国的诸多大学，测试能否进入校园。

　　代表院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985）、中国农业大学（985）、北京外国语大学（211）、北京林业大学（211）、中国矿业大学（211）

　　在我走访的15所高校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都是只需要用身份证刷一下，无需预约，无需等待，即可入校。

　　有趣的是，这5所大学都是985或211名校。然而，全国3000所大学里的大多数学校既不是985名校，也不是211名校，却紧闭校门，形成了巨大的讽刺。尤其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开放值得我们深思。北航不仅是985名校，更是国防七子，大国重器，这样一所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学校，都可以面向全社会开放，其他大学又有什么资格紧闭大门？

　　中国农业大学也是少数先行的学校，不仅校园开放，连食堂也对外开放。我采访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四女生，她说：“农大的开放，让我们觉得骄傲，这才是人民的大学该有的样子。”

　　4月18日应张朝阳邀请去参加搜狐在浙江举办的关注流大会时，我也走访了杭州的四所大学，看看校门是否向全社会开放。

　　我发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这三个学校需要通过小程序或扫码预约，但系统基本为自动审核，半分钟到一分钟即可通过，拿到通行码后即可入校。预约这个动作本身仍然繁琐，但至少不让人在门口干等或者直接吃到闭门羹。

　　还有一些学校是工作日不可以入内，但保留了晚间和节假日给公众开放参观的机会。

　　以浙江大学为例，工作日晚上19：00—21：00以及双休日和节假日对社会开放。4月18日星期天，我到浙江大学亲自走访，发现入校仍然需要预约，但预约可以立即获得审核通过。

　　北京语言大学也是类似的政策。4月24日星期一，我去北京语言大学走访，结果就吃到了闭门羹。在北京语言大学南门，保安的态度很冲，连预约都不让我预约。后来我又去了北京语言大学东门，那个保安向我解释：“周一到周五需预约且要认识校内人员，周末可以刷身份证进校。”

　　中国人民大学：需要预约并等待人工审核，我在校门口填了预约表后发现处于“待审核”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过，只能无功而返。

　　北京理工大学：保安直言“得预约报备，北外可以，我们不行”，态度倒是坦诚，但门就是进不去。

　　中央民族大学：保安说“我们这目前不行”，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在对面敞开大门，中央民族大学的大门却紧锁不开。

　　以上就是我根据自己亲身走访的经历，对15个大学的开放程度所做的排名。未来，我将走访更多大学，推出更多大学的中国大学开放程度排行榜。也欢迎朋友们走访身边的大学，并拍摄视频发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数据。让我们一起推动中国3000所大学向全社会开放。

　　那些以安全为由关门的学校，往往就在已经开放的学校隔壁。中国矿业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相距不过50米，同在学院路。中国矿业大学大门口任何人任何时候可以自由出入，教学区任何人任何时候刷身份证即可进入；北京语言大学门口，工作日却根本不对社会开放。同一条街，同一个城市，同一批居民，凭什么一个安全，另一个就危险？

　　那些以人太多、怕影响教学秩序为由紧闭大门的学校，又真的有那么多人想进吗？全国3000所大学，绝大多数不是名校。985名校北航、中国农大都开放，而且没有出现人满为患和影响教学秩序的任何负面结果。因此，全国大多数学校不要自作多情，你们没有那么著名，不需要高估自己的知名度。

　　中国3000所大学大多数都是公立大学，是用全体纳税人的税收建立起来的大学。对于每一个公立大学的管理者而言，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你愿不愿意把大学当作全体纳税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特权领地？

　　国外的哈佛、MIT等都是私立大学，尚且将校园向社会全面开放，视之为回馈社区的责任；而中国大量的公立大学，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却把纳税人关在门外。

　　在过去的半个月多的时间里，我发起的校门实验获得了很多教育界人士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郭英剑在微信公众号“思想的刻度”发文支持郑毓煌教授：大学因尽快移除门禁，中国农业大学王国安教授说，“我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并在美澳韩印等大学演讲执教过，没有哪所大学是向社会封闭的。中国的大学设卡不向社会开放，不可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不可能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连进出校园都不自由，谈什么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

　　许多在网上关注此事的自媒体人也都实名录制视频支持，呼吁更多人发声，倡导更多的大学对全社会开放校门。

　　因为我不是为自己做的，我自己可以进全国大多数高校，因为我在清华担任博士生导师16年，有许多学生和朋友在全国各大高校任教，但这没有任何意义，今天我拒绝这样的特权。有意义的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进去。

　　公立高校既然姓“公”，校园的每一砖每一瓦，靠的都是国家的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的源头，是每一个普通人缴的税。既然是公共资源，它的底色就应该是“公共性”，本就应该承载知识传承与资源共享的天然使命。

　　打开的是知识的流动，大学有最好的师资、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学术氛围，这些资源如果只服务内部人，就是死水；流向社会，才会变成活泉。

　　中小学生可以来感受大学气息，激发求学热情；创业者可以来听一场讲座，碰撞出新的想法；不同大学的学生可以自由串门认识，开启美好的友谊甚至爱情。

　　打开是学生的视野，当一所大学关上校门，关住的不只是外人，也关住了里面的人。被围墙圈养四年的学生，毕业之后突然面对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社会，往往不知所措。开放的校园，让学生与社会保持联结，让学生在象牙塔里也能感受到烟火气，这才是教育的完整意义。

　　打开的是教育的自信，世界上真正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所是靠关门来维护自己声誉的。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都是和城市无缝融合的存在。我们中国的大学，若真的立志世界一流，就必须有这种底气。

　　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那道看似坚固的门，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