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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年轻情侣把详细的买房计划贴在床头：房价、首付、储蓄路径，都算得清清楚楚。
廉思说，回头来看，这个故事虽略显辛酸，但却承载了那一代青年的共同情感——奋斗、节俭、彼此扶持，以及对未来的确定性期待。
17年后，当他书写当下的青年时，却发现很难再找到一个如当时那般的“时代切片”。
今天的青年，不再共享一个像“买房”那样高度集中、最大公约数式的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目标分化、分散，很难再用一个统一意象来概括。
廉思在最近的新书《无图之旅》中，将这种变化称为“无图”。过去，人生的道路有个既定的地图，大部分人求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现在，一切变得不确定，职业随时变换、关系愈发脆弱，身份也更加多元。
如果说过去的青年是在地图上找路，今天的青年就是边走路、边找路、边重新绘制地图。
路径变得不确定，但外在的评价体系仍用过去的单一标准衡量当下的青年——是否考入名校、是否进入体制、是否买房、是否结婚生子。评价者不谈结构性的复杂问题，只说“你还不够强”。
于是，青年们一边感到“奥德赛时期”（一种迷茫、试错和自我探索的阶段）在延长，一边却被迫更早地成熟、稳定；一边想躺平，一边却又不得不“卷”起来。
在这样的时代，青年要如何绘制自己的人生地图，如何寻找生活的锚点，又如何面对失败和平凡？
作为研究青年20余年的学者，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廉思是在当代中国青年研究词典里，一个无法被绕过的名字。
从早期引发大规模讨论的“蚁族”概念，到对职场生态异化精准刻画的“工蜂”，再到4年前那篇警示技术如何剥夺个体对私人生活掌控权的“10万加”论文《时间的》，每一个出自廉思之手的词汇，都如同时代肌体上的切片，不仅在当时引发了舆论的集体共鸣，更成为政府决策与公众自我认知的重要坐标。
在近几年的调研中，我意识到现在的青年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调研青年，我也会感受到年轻人不易，但他们心里还有比较清晰的方向，相信通过努力、积累，生活总会一点点好起来。
今天很多青年也很勤奋，但他们面对的是一种“不知道努力后通向哪里”的处境。如果说过去是“苦中有盼”，今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苦中寻路”的状态。
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无图”现状，它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方向，也不是说青年没有理想，而是指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青年主体所遭遇的意义秩序发生了变化。
传统社会中，人生道路往往由家庭、地域、单位、职业身份和共同体关系预先规定。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教育、职业、城市、收入、住房、婚姻等构成了一整套制度性阶梯，为个体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向上流动”路线。
今天，这套现代性地图正在发生松动，鲍曼所说的“液态现代性”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很多制度像固体一样，能够给人提供稳定形状：单位、职业、家庭、社区、身份，都有相对明确的边界。
今天，这些边界变得流动，职业可以随时转换，行业可能迅速更迭，关系变得愈发脆弱，身份也成为斜杠。个人在不断变化中重新组织自己，过去很多风险由单位、家庭、组织或共同体分担，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个体身上。
同时，后现代社会也带来了青年反思能力的增强。这当然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成长，但反思本身也会带来负担。当一切被重新选择，一切也需要自我负责，个体会陷入持续性的自我审问。
过去的青年是在地图上找路，今天的青年是在一边走路、一边怀疑地图、一边重新绘制地图。这种状态是自由的，但也更为沉重。
因此，“无图”不是消极概念，而是一种时代诊断。这个过程充满焦虑，也饱含创造；伴随着不确定，也孕育着新的主体性。
从广泛意义上说，每一代青年都会经历自己的“迷茫时期”。青年之所以被称为青年，正是因为个体尚未完全被社会定型，仍然在理想、现实、自我和社会之间不断寻找位置。
因此，迷茫不是这一代青年独有的情绪，每一代人在走向社会、建立自我、承担责任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某种意义上的不确定和未完成。
但今天的不同在于，这一代青年面对的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迷茫，而且是路径本身的不确定。过去的迷茫，往往发生在相对确定的社会内部。
一个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最想做什么，但他大体知道哪些道路是被社会认可的，哪些选择可能带来稳定生活，哪些努力大概率能获得回报。
今天的青年则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寻找方向：行业在变，岗位在变，技术在变，平台规则在变，甚至一个人安身立命的能力也会贬值。
过去，我们用“稳定”“体面”“上升”“成功”这些词来定义好的人生选择；但今天，青年开始追问：如果一条路很稳定，却持续消耗我的生命感，它是否值得？如果一份工作不那么体面，却让我与真实的人、真实的问题发生了连接，它是否也有价值？如果一种选择无法被主流社会认可，但我自己十分热爱，它是否就是不成熟？
最近一段时期，“奥德赛时期”这一概念走红，这也是新的时期，青年们所面临处境的体现。所谓“奥德赛时期”，说的是青年从学校走向成人社会的过渡期。
过去，20多岁毕业、工作、结婚、买房、生子，似乎构成了一系列相对顺畅的人生节点。
今天，这些节点普遍后移，青年在职业选择、亲密关系、居住安排和身份认同上，都处于长时间的过渡状态。所谓“三十而不立”，并不是青年不想“立”，而是“立”的门槛高了：稳定职业，生活成本，婚育责任，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生活质量的要求等。
很多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准备考研、考公、实习、刷绩点、做项目、写简历。对此，不能一味批评他们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也不能轻易归结为青年缺少理想主义或探索精神。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成年被推迟了，准备成年却被提前了；人生安顿变晚了，人生焦虑却提前了。
这正是当前青年处境的悖论：社会希望青年多探索，但现实风险又逼着他们早规划；我们鼓励青年要有理想，但市场又要求他们尽快可用；我们希望他们形成完整人格，但评价体系却看重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和就业去向。
青年本该在大学阶段获得充分的精神生长、知识探索和人格展开，但在现实压力面前，学校被压缩成通向就业市场的前置训练场，青春也被改写成一份不断优化的求职简历。
所以，与其质问今天的青年为什么缺少“青春味”，不如反过来质问：我们是否为青年创造了安全探索的条件？
我们总说青年太功利，但很多时候，功利是高风险环境塑造出来的生存策略。一个社会如果不给青年留出试错空间，青年自然会变得谨慎、务实、精于计算。
“少了漫游”的背后是青春被过早地推入了社会秩序。人不是靠完美规划长大的，而是在探索、碰壁、修正和重新出发中逐渐成熟的。
不过，除了当下社会竞争加剧和外在的高风险环境外，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优绩主义叙事，也在框定和限制青年们的选择。
优绩主义最具迷惑性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非常公平，甚至带有一种道德正当性。它告诉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只要优秀，就会被看见；只要失败，就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这套逻辑在一定阶段当然能够激发个体斗志，也曾经支撑许多青年通过教育、劳动和竞争改变命运。
但当它被无限放大，并且成为解释人生结果的唯一框架时，就会从一种激励机制转化为精神规训。
一个青年就业困难，背后可能有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供给错位、区域资源差异、家庭支持能力、技术替代风险等多重因素，但优绩主义把复杂问题简化为一句话：“你还不够强。”这样一来，压力就被转嫁为个体责任，社会问题被改写为个人缺陷。
青年不仅要承受现实层面的压力，还要承受道德层面的羞耻感。他们会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优秀、还不够拼？这是一种非常隐蔽也非常沉重的内在惩罚。
其次，优绩主义会把人生价值单一化。收入、学历、职位、城市、房子、流量、排名，这些可以比较、量化和排序的指标，逐渐成为评价人的主要尺度。
一个人是否善良，是否有审美能力，是否能够建立稳定关系，是否愿意承担公共责任，是否能够认真生活，反而被放到了边缘位置。
青年被迫把自己改造成一个不断优化、竞争和证明的项目：身体、情绪、时间要管理，社交要经营，简历要包装，人生仿佛变成一场永不停歇的绩效考核。
优绩主义这种逻辑的延伸又制造了“胜利中心主义”。它把人生理解为一场必须赢的比赛，把社会想象成一条不断向上的赛道。在这种叙事中，平凡没有尊严，失败没有价值，停顿就是落后，休息就是放弃，绕路就是不够坚定。
更可怕的是，它不仅制造竞争，还制造羞耻；它不仅评价结果，还反过来审判人格。最终让青年失去与自己和解的能力。
很多青年即便很努力，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即便生活并不差，仍然觉得自己失败；即便只是暂时停下来修正，也会产生强烈的不配得感和负罪感。
人被迫把外部世界的评价内化为自我审判，把社会竞争的压力内化为对自己的苛责。久而久之，青年没有成为自由和充实的人，而成为高效、可比较、符合指标要求的“自我经营者”。
我绝不是否定奋斗和优秀，更不是鼓励青年放弃进取。恰恰相反，值得倡导的奋斗，应让人更加完整、获得尊严、生成力量，而不是让人更加破碎、陷入羞耻和自我消耗。
一个社会需要鼓励青年向上，但不能只承认一种向上；需要赞美成功者，但不能让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陷入自我否定。
我们要反思的，正是这种单一叙事对青年精神世界的压迫。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只为赢家鼓掌，也要充分理解失败者、尊重普通人，保护暂时落后者再次出发的可能。
我之前在一些场合谈到内卷时，说过青年面对“卷也未必能赢”的现状，要学会“与平凡共处”“与失败握手言和”。
但这不是说仅靠调整心态就能解决青年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就业机会不足、收入预期下降、住房压力过大、社会保障不完善，那么再多心理建设也无法替代制度改善。
青年焦虑有心态的原因，但也有很多是现实问题造成的。把压力简单归结为心理问题，甚至要求青年靠“想开一点”来消化现实困境，这是对青年处境的漠视。
所以，我提出“与平凡共处”“与失败握手言和”，本意不是要青年接受不合理的现实。它首先是一种反羞耻的表达。
今天很多人失败之后，受到的最大伤害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带来的自我否定：觉得自己没用、不配、没有价值。
我想强调的是，失败只是一个事件而已，不是人格判决。平凡才是真实的人生常态，而且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
但同时也要看到，不甘平凡的背后，也有现实的迫不得已。很多人不接受平凡是担心平凡意味着不体面。如果普通劳动无法获得尊严，那么社会很难劝青年人“接受平凡”。
因此，出路一定是双重的：一方面，个体要从胜利中心主义中稍微松绑，不再用单一标准审判自己；另一方面，社会要提高普通生活的安全感和尊严感，让平凡不至于滑向贫困、无助和失序。
只有当普通人能够过上稳定、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平凡的意义”才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文明承诺。
此外，面对青年问题时，社会应该多理解青年。没有理解，教育就容易变成说教，安慰也会沦为廉价的抚慰，甚至连建议都会被误读为居高临下的批评。
今天的青年不缺大道理，他们从小到大听过太多“应该怎样”“必须如何”“你要努力”的话。稀缺的是，有人愿意认真进入他们的生活处境，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表达和痛苦，又为什么常用调侃、自嘲、沉默，甚至看似消极的方式回应现实。
这也是我写《无图之旅》时特别坚持的一点。书中的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青年主人公自己的视角来展开的。
我没有急于替他们总结意义，也没有把他们直接变成某种理论观点的例证，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
当然，从学术规范上说，有人可能会问：这些叙述是否经过交叉验证，是否客观真实？青年自己这样说，就一定代表事实本身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一定。
但这本书不是以新闻调查的方式处理材料，它要呈现的，恰恰是青年眼中的世界，是他们如何感知现实、解释处境、回答自己疑问。
在社会学研究中，主观经验有时不是客观事实的反面。很多时候，主观经验本身就是理解社会现实的入口。
同一件事情，在政策文本中是一种表述，在管理者那里是一种逻辑，在父母眼中是一种期待，在青年那里可能是一种压力、委屈和荒诞感，甚至是一种无处安放的自嘲。
我们当然要追问事实本身是什么，但同时也要追问：为什么青年会这样感受事实？为什么我们好心的制度安排、职业路径和社会期待，在青年那里会被理解为焦虑、疲惫、迟疑或抗拒？
这正是青年工作最需要提升的地方。我们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青年应该怎样”，而要进入他们的内心深处，去理解青年到底怎样看待、讲述这个世界，又怎样在这个世界中安放自己。
理解不是纵容，也不是迎合。理解是把青年表达背后的逻辑辨认出来，把个体情绪背后的因素揭示出来，把看似零散的生命经验重新放回时代中去解释。
只有认识到这一层，教育才可能抵达青年，引导才不会变成命令，关心才不会变成负担。
同时，理解今天的青年，我们不能再期待一个总括性的答案，而要在分化、多元和不确定之中，重新辨认一代人的精神结构；要反思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宽阔的评价体系，去容纳青年不同形式的人生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