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棋牌 - 权威信誉综合棋牌电子游戏推荐(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近代西方兴起与明清中国衰落——加州学派领军人物、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现象，就其重要性来说，是史学界近年来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复兴，它的重要性只能越来越大。“中国复兴”这个21世纪最为宏大的历史事件，不仅考问着许多极度流行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包括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哈耶克的自发演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激发出新一轮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浪潮，以至于一大批新兴的史学理论与宏大论著正在而且必然会诞生，尤其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因此，站在“中国复兴”的角度对两百多年前的“中西大分流”这个宏大历史现象的重新解释，一定会使中国和中国学者所处的这个时代，成为21世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创新的沃土。
让我进一步引用另外三位著名经济史学家对于英国当年引爆工业革命时的政治制度、私有产权保护和人权状况的经典评论，以引起国内学者对重新审视西方近代经济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关注和重视。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和欧洲的社会图景是这样的：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性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的“见识”不过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
但是国内人文社科界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学习和了解过西方近代经济史，尤其是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及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很多人只能是在西方主流媒体和政府支持推动的“西方中心论”主流意识形态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大谈“大”与“光荣革命”是如何因健全了法制和限制了王权而导致了工业革命。国内外流行的教科书和高校讲堂上在谈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总喜欢从保护专利制度和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讲故事，这对于理解工业革命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正如国内外流行的科学史普及读物和高校课堂，在谈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总喜欢从《欧氏几何》与牛顿的《数学原理》所采纳的演绎方法开始讲故事一样，这种科学史观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因为它导致“言必称希腊”的科学史观和“科学革命是基于古希腊公理演绎方法”的错觉泛滥。就连牛顿本人都公开承认他的成就是站在科学实验的巨人的肩膀上才获得的，那么牛顿脚下的巨人是谁，他们做出过哪些贡献呢？当之无愧的巨人之一，当然是被誉为“科学革命之父”和“实验物理学之父”的伽利略。而专注于弹道学研究的伽利略，却是对滥用古希腊公理演绎法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传统大加批判的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国内外科学史研究领域普遍混淆了逻辑学与逻辑思维能力之间的巨大区别，将科学家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能力归因于古希腊逻辑学的诞生，好比将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能力归因于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出现一样。而伽利略在批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们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地位来为其错误的物理学理论辩护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逻辑，根据一般的理解，是我们用来进行哲学推理的工具。但是正如一个匠人可能在制造风琴上很出色，然而却不懂得演奏风琴一样，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很伟大的逻辑学家，然而在运用逻辑上并不在行。同样，有许多人在理论上完全理解整套的诗歌艺术，然而连一首四行诗都写不出来；另外一些人很能欣赏达·芬奇的所有关于绘画的原理，然而连一只凳子都不会画。”
同理，以蒸汽机的广泛采用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因为有了以手动和水力织布机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大力推动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才得以发生的。因此，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必须以理解纺织业的规模化大生产革命为前提，而这本身又不得不以大航海之后的全球殖动和世界市场的创立为前提。对此，熊彼特和马克思等一大批思想家早已洞察、揭露和不断强调过。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如果从斯密的理论视角审视，那么18世纪下半叶的纺织业革命为什么诞生在既不产棉花，也不是纺织技术发源地的英国，而不是诞生在拥有上千年纺织业文明的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的视角才是解开工业革命之谜的正确突破口。从0到1的技术发明如果没有市场应用场景，就不过是停留在专利局抽屉里的申请书而已；而只有具备了大规模市场运用的需求，从0到1的技术才能通过大规模市场应用实现技术迭代，成为有利可图的推动经济的力量，正如中国发明的火药在充满战火的欧洲才找到了广泛的应用场景，从而使得欧洲火炮技术实现了加速迭代一样。而深知市场是国家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平台，市场规模关乎企业生死、关乎技术创新的西方企业和政府，更是深谙市场封锁之道，并时常把市场封锁作为击败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使用。它们深知让一个新兴企业失败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对其产品封锁市场，就像美欧这几年对华为手机和5G技术的市场封锁一样，因为再好的产品和技术，没有了市场，也将难以生存，更别提继续更新技术了。华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恰恰是因为人口众多、购买力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西方市场封锁的冲击。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法治建设都是内生的，是由工业化过程的推进而倒逼出来的，正如交通规则这样的“制度”是由道路交通的发展和演化所倒逼出来的一样。在英国纺织业革命期间，由于机器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大量工人失业和手工业主怒砸机器的“卢德运动”，从而倒逼英国政府出台法律严惩破坏机器的行为。面对工人的暴力破坏，英国政府派遣大量军队进驻工业重镇（如诺丁汉、约克郡、兰开夏），直接抗议者。许多参与者被逮捕、审判甚至处决。通过公开审判和严惩（包括绞刑和流放），政府传递了“破坏机器必遭重罚”的信号，有效遏制了运动的蔓延。英国议会也因此通过了《破坏机器法》，将破坏纺织机器的行为定为死罪。这一法律直接针对“卢德运动”，表明政府对资本家的保护和对技术革新的支持。总是以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或者某项技术发明，而不是从殖民扩张、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所导致的技术应用场景的大规模出现角度来谈工业革命，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工业革命的。因此，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邓恩指出：“在我看来，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因为采取了某种政治制度带来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张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经济史、中外经济发展比较。讲授的主要课程包括“世界经济500年”“中外经济发展比较专题”“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研究专题”“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视角：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基于国际劳动分工与不平等交换的视角》《广州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基于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的视角》《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等。